在太原市小东门，有一条并不宽敞的巷子叫新开南巷，山西机器制造公司就坐落在这里，偌大的厂门在这条小巷子里显得格外扎眼。如今，只有靠近厂门的一个车间里还不时传出机器的轰鸣声，其他车间已经搬走，只留下一排排被漆成淡蓝色的厂房。穿过厂区，进入公司西北角的后院，两排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狭长旧式砖瓦房与其他建筑格格不入，这两处旧式砖瓦房一东一西默默对视。在靠东的砖瓦房墙立面上，一块由太原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12月颁发的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显示着，这里是“太原工程队旧址”。“太原工程队”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的规模较大的战俘营之一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对外号称“太原工程队”。这也是国内目前已发现仅存的一处日寇战俘集中营旧址。
牢房内一角
A 那段曾经的血泪史鲜有人知晓
“战俘营？不知道，是马圈吧……”7月22日，记者在厂区向一位年轻职工打听，这位职工满脸愕然。因为，这里已经很难找出当年历史残存的遗迹了。
日本投降后，这里曾被国民党军队用作养马，所以，现在厂子里有人还称这里为马圈。解放后，这里曾短暂驻军，之后一直被用作山西机器厂的库房，用来存放一些辅助材料，直到前些年随着大部分车间搬走，这里才被闲置不用了。采访中，厂子里的大部分职工只知道这里曾经是马圈，而对那段曾经的血泪史，却鲜有人知晓。个别老一点儿的职工虽然知道这里是“太原工程队旧址”，但大多也是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挂出来后才陆续听说的。
如今，遭到闲置废弃的这两座旧式砖瓦房因为缺乏必要的维护管理，已经破败不堪。加上老建筑地基较低，周围散水、排水不畅，最近又多雨，房内遗留的众多前库房遗留物多已受潮发霉。走入房内，到处散发着刺鼻的霉味，房顶木质梁架上挂满了蜘蛛网，房顶当时使用的苇箔席子多已风化腐烂，瓦片从缺少席子支撑的缝隙塌落下来，形成一个个大洞，屋顶的天窗与塌落洞透进点点阳光，点缀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狭长通道中，阴森而压抑，仿佛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血腥气息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在地上刨开遗留物，还隐约可见用木板铺就的地台，在当时，这些地台就是关押人员睡觉的地方，类似日式的榻榻米。瓦房周边已长起一人多高的草，两排不知树龄的桐树、榆树、杨树沿着瓦房南北密密麻麻排列着，有的已将枝桠伸向屋顶，有的枝桠压在房顶上，更加速了房顶的坍塌。
给战俘睡觉的地台
B 部分战俘成为供日军新兵刺杀的活靶子
据记载，从1938年6月建立到1945年8月的7年间，“太原工程队”关押战俘大约有6万人之多，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40%。幸存者中，很多人都因受到严重摧残，身体留下了终生的不适与残缺，大部分都已早早地离开了人世。
在《山西文史资料全编》第五卷第776页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日本侵占太原后，在小东门的东北城墙角处设立了一所集中营，名曰‘工程队’。工程队直属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，内设所长一人（松本大佐担任），尉级队长一人，翻译三人，其中日本籍、朝鲜籍、中国籍各一人。被俘人员按照‘天、地、人、财’等字排好，每字编1000人……被俘人员常进常出……”
据多名战俘营幸存者200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，1939年5月，日军同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晋中西部的柳林作战，俘虏晋绥军1000多人，日军将这批人押到“太原工程队”。由于战俘众多，经常是几百人像插萝卜似的挤在大通铺上，同时还要承担劳役，在这种环境下，疾病流行，战俘营几乎每天都有人病死，有时候一天就多达数十人。日军怕传染疾病，就让病人躺到一尺多厚的石灰中消毒，消毒的结果就是病人很快死去。
在网上搜索“太原工程队”，对它的描述有很多：日军医院的“血库”、活体细菌实验品、供新兵刺杀和狼狗撕咬的活靶子……一个个血淋淋的字眼，让人不禁毛骨悚然。
在1942年的《新华日报》上，有一篇文章揭示了“太原工程队”的真实面目：1942年7月30日，日军来到太原小东门外的赛马场，第1中队的新兵约50人首先开始活靶刺杀，一声令下，日本兵跑着朝前面俘虏的胸膛刺去。这样一批接一批地轮番刺杀，220名俘虏丧生。8月上旬，日军刺杀了120名俘虏，其中有50名女俘虏。两次共计残杀俘虏340名。
在第一次屠杀时，发生了一件日本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一名日本兵的刺刀深深刺进一个战俘的胸膛时，拔了两下都没有拔出来，就在场上有点紧张混乱时，紧挨他身旁的一名战俘，瞅准机会，奋力挣脱了绳索，拼命跑向远方，他就是这场屠杀的惟一幸存者——山西太原的赵培宪。回到了解放区，赵培宪在《新华日报》上首次揭露了“太原工程队”的真相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赵培宪曾担任云南省蒙自地委书记、民政厅厅长。1956年6月，参与赛马场大屠杀的双料战犯住冈义一在太原接受了审判。如今，在距离小东门街不远的赛马场附近，还有一处古建筑“观马亭”，这里就是当初日寇军官观看新兵拿战俘练刺杀的地方。
在“太原工程队”，也有一些身强力壮的俘虏经常会被提供给日军在济南的“新华院”，“新华院”常常以为战俘治病为名，将细菌、病毒注入其肌体，检验病菌效力，并进行活体解剖。而“太原工程队”就是“新华院”的后方，还为其提供大量的血液，也被称为日军研究细菌武器的“血库”。
2001年和2002年，曾在“太原工程队”服役的侵华日军看守高桥幸喜、桐佃米藏，专程到“太原工程队”旧址谢罪，他们现在是“日中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”会员。
一米多高的草与各种树将遗址包围
C 全国惟一保存至今的侵华日军战俘集中营
二战时期，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战俘集中营有40余个，关押战俘约50万人，如果算上在各地临时设立的战俘收容所、留置场，关押战俘约在百万人以上，中国也成为日军在亚洲设置集中营最多的国家，其中，石家庄、北京、太原、洛阳、天津、济南等集中营规模最大。
石家庄的集中营“南兵营”在“文革”期间被夷为平地，济南的日军集中营“新华院”只剩下一座办公楼……分布各地的战俘集中营，都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销声匿迹，而“太原工程队旧址”，也就成为全国惟一保存至今的侵华日军战俘集中营。
2007年，太原市政协委员杨云龙《关于“太原工程队”遗址应定为永久保护遗产的建议》以政协建议案的形式咨送至市委、市政府参考，当年10月，太原市文物局批准该旧址为“文物保护单位”。2011年12月，太原市人民政府将该旧址确定为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今年年初，太原市文物局与杏花岭区文物旅游局征求社会意见并邀请专家评审，制定了详细的修缮保护方案。方案指出，太原工程队旧址以西有拱极门城墙，以南有山西国民师范旧址纪念馆和日本军部大楼，以东与牛驼寨烈士陵园相望，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，该旧址将成为太原市又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如今，这一修缮保护方案已经通过招标，委托给专门从事古建修复的五台二建。记者在修缮方案中看到，此次修缮主要包括整修木基层、补配木构件、揭瓦屋面、校正三脚架、择砌墙体裂缝、重新制作外围散水等11个项目。不久的将来，这座充满血与泪的集中营，将重新与世人见面，见证日军侵华的种种罪行。采写本报记者 马立明 摄影本报记者 马立明 拍客 英克强
